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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與中國現代社會的爭論, 1900-1949
Suicide, Modernity, and Imagining Society in China, 1900-1949
Carroll, Peter J. 柯必德　助理教授／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

摘要：
從清末年到中國内戰之結束，中國知識分子，政客，新聞記者等社會評論者一直認爲自殺行爲是現代中國社會之流行病。反而來説，社會評論界連貫新奇的自毀案子為查究國家範圍或地方範圍的自殺爆發。筆墨界假定自殺已經建立為20世紀中國鞏固的危機。不過因社會和政治變遷，國内社會統計開端和發展等因素，1900-1950年有關自殺的論述改變了。可以說20世紀前半時期中國有幾個連續而不同的自殺危機和“道義之驚慌”。清末新聞界告誡有不少愛國人士決心地自盡犧牲他們的生活以抗議國家脆弱的危機。30年代新聞報導天天敍述都市自殺事件，而社會科學論文常常分析大城市怎樣引起殺人的心理壓力。所以有記者自稱“自殺”是當時媒體最常用的詞之一。當時民國早期的社會學專家 也正在進一步了解當時農村社會。他們發覺在農村所謂固久的封建社會貞節觀和父權制度還強迫女性自殺。在當時的城市也會看到類似的悲哀，反而因社會現代化之影響城市自殺行爲和鄉下有區別。總而言之，民國早期多數的社會科學家以爲中國的自殺行爲服從歐美國家的比率與社會結構：自殺是摩登都市生活方式特有的問題，而自殺成功者平常是年輕的男性。上面的結論説明當時社會討論的多元化。今天的研討要分析1931年蘇州新聞界對自殺的報導。當時有幾位外地旅客在城市的高級西式旅館服毒自殺而震動了本地社會。蘇州的城市領導人員，媒體界，和老百姓都探討怎麽發覺而解決自殺行爲的起源。論壇特別追尋蘇州爲什麽招引外地自殺者之原因。蘇州有名的名勝古跡，園林等美麗的風景會引誘人自殺？或是本地旅館與別的社會空間有區別？自殺者身份有沒有共同點解釋目前的危機？蘇州1931年的討論界揭曉了那些自殺者本身的悲哀而揭露了當時蘇州和死亡的文化意義。

心得：
其實與本論文的重點在於媒體與社會問題之間。柯必德先生提出了三個個案，三者都是封建社會或道德不允許的愛情，育有一子之年輕寡婦與患有絕症的退伍國民黨幹部的再婚、外遇和妓女與工匠。文中提到一對到蘇州旅舍自殺的情侶”所有媒體的報導招引了別人的興趣”。的確，這對情侶在自殺後被媒體塑造成”同命鴛鴦”，並且迫使女方原本夫家接受此事。之後有兩對情侶也模仿這種方式進行自殺，第一對外遇的情侶在自殺前先去了照相館拍合照，猜測以利用媒體建立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角色，例如期望也被寫成”同命鴛鴦”之類近而在死後認同他們的關係。但萬萬沒想到被刊登出死後屍體的照片，讓大眾了解自殺的後果。對於刊登屍體照片一事，《蘇州明報》的說法是：盡社會責任。但還是為了商業利益?在當時，就己有規模較大的報紙不太刊登不堪入目的照片，但小報或地方報為了銷售量的原因則會刊登。而第二對情侶則沒這麼”幸運”，他們在自殺之前就因爭吵而被發現此事。

柯先生對於媒體和自殺行為的結論，反映出下列三點：
1)關於蘇州本地的自殺比率
2)關於飯店的社會地位的懷疑
3)媒體的報導對於社會問題的影響

柯先生在文中提到，《蘇州明報》的編輯部和記者表示報導內容又詳細又豐富，才能提高群眾對自殺行為的了解而預防自殺行為。不過這些新聞工作者同時也推論有關這詳盡的報導引起了民國19年的自殺風。無論如何非得承認一件事，那就是從這些悲劇的報導上可看出媒體宣傳對於社會的影響。這些”同命鴛鴦”的自殺所顯現出來媒體和公共情緒(public sentiment)的態度為贊同他們的戀愛關係。

再回頭看那三點，1)雖然都市和地區性的自殺比率都升高，但其實就當時的統計數字，並無特別的”自殺風”；2)飯店位於一個公共與私人空間的角色；3)媒體是否該詳盡報導犯罪過程與手法?媒體的報導對於社會地位一直有著正反兩面的影響。以此個案來說，存在著矛盾點：媒體該是解決自殺問題的工具嗎?

柯先生又指出一本在當時專論社會自殺事件的書上提到：
自殺的傾向和方法之所會帶有一種流行性，自殺者之所會不約而同的走到同一個刑場區是什麼緣故呢?自殺工具入手的難易、自殺方法的簡易與否，地方的明暗位置與否…這當然和自殺的流行也有關係…現在，對於自殺一門，既沒有學堂傳習所，又沒有參考書，自殺者所靠以得到關於自殺的知識的，只是報紙上諸先輩的自殺談而己。

1928年上海創立”社會統計”，引起其它城市起而效尤，使得中國對於自殺的態度也有所轉變。傳統對於自殺是浪漫化、戲劇化的，但現在則是轉變成社會問題。而由於當時社會統計尚不純熟，一明調查員甚至認為這些調查員所應效法之人應該是新聞記者，並且應多看報紙。因為新聞記者採訪新聞”都是有隙必久，機會一到，不論寒熱風雨，都比茹苦而去。對其所慾得之新聞，不論費時若干，幾點鐘，甚至半天多，不怕碰釘子，遭都燒白眼，守多久的大門，終必把新聞材料到手而後去。”

這是的的確確的讚美，但現在看來，我卻覺得有點諷刺也有點心酸，媒體總是說他們心中有一把尺，會善盡社會責任詳細報導，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但現在所表現出來，卻每每讓人失望。很顯然的，他們心中的那把尺都對自己的表現太放縱了，現在的新聞對我來說就和視覺暴力、知識轟炸沒有兩樣。若當時的社會統計調查員應效仿記者，那麼現在的司法體系和警察就是最需要效仿記者的人吧，我想。這場發表聽下來，讓我知道媒體與社會問題的關係一直處的很緊張，這是有民主社會和新聞以來就有的問題，所以要解決可能有點不可能，但至少不要讓媒體和社會問題都惡化，這才是所有媒體應該努力的目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