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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吳思瑋台北二十四日電）
台北縣烏來設置「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引發各界對過去歷史的不同解讀，但學者認為，外界在看待高砂事件時，不宜幫原住民解釋歷史或決定紀念的方式，而這起事件可以讓社會大眾回顧歷史，並重新省思台灣族群問題。
考試院考試委員伊凡諾幹（泰雅族）表示，建碑問題涉及泰雅族人 (Tayal)對於歷史解釋權的掌握、族國想像的建構，以及後殖民論述中殖民與解殖的辯證。

伊凡諾幹說，首先須釐清碑的性質是「慰靈碑」或「紀念碑」，同時，須深入了解高砂義勇隊事件的歷史全貌、烏來建碑的經緯，以及當時烏來山胞公司、建碑委員會與日本相關組織團體的權力關係、設立宗旨等，這是一個複雜、卻須積極面對的課題。

他認為，建碑經費主要由日方出資，但如果碑是用來紀念烏來當地的泰雅族高砂義勇隊員或撫慰其亡魂的話，較妥適的方式應該由全體屈尺群泰雅族人（mstaranan）集體協商，而不宜由少數特定家族主導；另外，如果碑是用來紀念台灣所有高砂義勇隊員或撫慰其亡魂的話，則更應以包容性為處理基調，讓相關原住民族都能共同參與。

由於設置紀念碑、慰靈碑或是紀念館，對原住民族而言，各有看法，伊凡諾幹建議，應由當事人或當事人的遺族，將處理方式置入所屬民族的傳統文化脈絡中，例如泰雅族的gaga（舊慣；祖訓）及對祖靈（utux）的崇拜方式。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系主任浦忠成（鄒族）表示，歷史必須忠實地被呈現出來，但烏來出現日本國歌「君之代」及日本國旗的紀念方式，顯然與主其事者所說的「以原住民的立場」相左，整個事件應以原住民的角度來釐清，台灣的組成份子相當多元，希望外界在看待高砂事件時應更加體諒，但也不宜幫他們解釋歷史或決定紀念的方式。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所長孫大川（卑南族）認為，高砂義勇隊事件及其他所有原住民歷史事件都應該被紀念，而紀念的方式應該由中央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統籌規劃適當的紀念方式，而紀念須從人道、人權的角度思考，以平撫高砂遺族的傷痛、慰藉往生者的靈魂，並從中賦予教育意義，讓後人正視戰爭的殘酷、記取教訓。

孫大川建議，原民會應主動與台北縣政府商討出最適宜的紀念方式，在雙方還沒有具體共識前，應該暫緩拆除命令，避免不必要的族群誤解；而且也應尊重民間團體紀念祖先的方式，讓政府與民間的紀念方式並行存在。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施正鋒（漢族）認為，不論台北縣誰主政，整個建碑事件都只是例行公事，但從當事人設置紀念碑的立場來看，帶有促進地區觀光發展的商業性質。

施正鋒指出，外界這麼激烈的反應與省籍情結脫不了關係，特別是外省人士的反日態度，但從「歷史和解」的角度來看，如果外省人士一直要本省人士釋懷二二八的傷痛，那麼外省人士是否也該對南京大屠殺事件釋懷；整個事件中，原住民成了被詮釋的客體，各黨是否該以同理心看待原住民的歷史處境。

施正鋒同時認為，國家應該負起正視歷史的責任，主動釐清太平洋戰爭、南京大屠殺、二二八事件等歷史真相，而且從外交的角度而言，如果政府已經對中國釋出善意，是否也該重新思考與日本的關係。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古鑑今，「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事件應該朝向一個良性的發展，且或許誠如施正鋒建議，自此開始，大家應該討論如何促進台灣內部族群以及外交關係的歷史和解。